第099节 国策战略（1）

　　寒风呼啸、飞雪连天。太平军进入武昌城的铿锵脚步声响彻了这片银装素裹的冰天雪地。


　　武昌是太平军继桂林、长沙后攻占的第三个省会级大城市，与长沙城之战不同，武昌城之战十分轻松，太平军仅仅用了八天的时间就拿下了武昌城，作为对比，太平军拿下长沙城用了足足二十八天时间，并且，太平军在武昌城之战中付出的伤亡也大不如在长沙城之战中。造成如此巨大差别的原因有两点，一是长沙城内“名将汇聚、英才众多”，武昌城内则尽是酒囊饭袋，二是长沙城百姓非常配合守城清军，武昌城百姓则完全不配合守城清军，常大淳、双福等人采取的那些守城措施极大地让他们丧失民心，加上愚蠢透顶的战术，战败已是必然。


　　太平军进入长沙城时，迎接他们的是长沙城百姓惶恐不安的表情，太平军进入武昌城时，迎接他们的是武昌城百姓欢天喜地的表情。整个武昌城的大街小巷间人山人海，夹道欢迎的百姓们焚香拜桌、敲锣打鼓，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都贴着“顺”字——这是太平军宣传的，“愿意归顺天国者，可在家门上张贴‘顺’字”。入城后的太平军立刻干四件事，一是巩固城防，毕竟城外还有大批清军在活动游荡；二是搜捕清廷官吏、清军官兵；三是救济民众赢得人心；四是搜刮财帛粮米等物资。武昌城没有让杨秀清、夏华等人“失望”，城内商铺林立、店肆遍地，商贸极其繁华，油水大大地超过长沙城，更是桂林城难以望其项背的，再加上太平军在攻城前就已经把全城围堵得水泄不通，使得城内的肥羊一只未跑、肥水一滴未流，在一顿天翻地覆的全城抄家后，太平军累计搜刮到白银近五百万两、黄金近十五万两，粮米、布匹、绸缎、盐巴、药品、铁器、木器、瓷器等物品更是不计其数，让太平军狠狠地发了一笔横财，使得包括洪秀全在内的太平军高层们无不喜笑颜开。夏华发现，此时的洪秀全已经不怎么“难请”了，先前，洪秀全在桂林城时，杨秀清、夏华请他离开桂林城前去长沙城，他磨蹭拖拉，接着，他在长沙城时，杨秀清、夏华请他离开长沙城前去武昌城，他欣然同意，现在，他在武昌城内，杨秀清、夏华请他离开武昌城前去南京城，他已经迫不及待——为什么呢？因为洪秀全一方面信心越来越膨胀一方面胃口也越来越膨胀，桂林城有姑娘、有银子，但长沙城比桂林城姑娘更美、银子更多，但是呢，长沙城又逊于武昌城，武昌城比长沙城姑娘更美、银子更多，至于南京城，则姑娘最美、银子最多，桂林、长沙、武昌的姑娘都是“庸脂俗粉”，南京的姑娘才是“国色天香”，尝到甜头、胃口大开的洪秀全已经看不上武昌城，想着早点进入“人间小天堂”南京城，继而在“人间小天堂”里“仙福永享”，其态度已经完全变了。


　　武昌城是一座坚固无比、占地辽阔的大城，足够太平军所有士卒和随军家属入城安顿下。武昌城之战结束后，太平军大致上占领了武昌城、与武昌城隔江相望的汉阳府城和汉口府城、城外的龟山、洪山、蛇山等重要屏障，此时，清军向荣等部一直活动游荡在城外，与太平军断断续续地打了十多场仗，清军败多胜少、无意硬拼，暂时对武汉三镇形成不了实质性威胁，清军既无心也无力攻城，只是警戒监视，以此敷衍上司交差，太平军在城内完全是高枕无忧。在太平军攻占武昌城的当天晚上，洪秀全还是老规矩，下令杀猪宰羊、犒赏三军，全城随即陷入一片灯火辉煌、一片欢腾喧嚣、一片喜气洋洋。借助着这场大胜，杨秀清以论功行赏的名义，名正言顺地把不久前新建的第11旅（下辖第31团、第41团）扩编成了第11师（增加了第51团），又声称“武昌本地精壮男丁踊跃投效天军，数日内便有数千人，天军进一步扩军已是大势必然”，新建了第13旅（下辖第33团、第43团），使得太平军的部队扩增至9个师、4个旅以及1个禁卫团（洪秀全的天王羽林军）、8个卫队营（首义八王的卫兵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其中，第1师、第11师、第13旅是杨秀清的嫡系，第2师、第10旅是萧朝贵的嫡系，第3师是韦昌辉的嫡系，第4师是石达开的嫡系，第5师是胡以晃的嫡系，第6师是凌十八的部队，第7师是罗大纲和周国虞的部队，第8师是焦亮的部队，第9旅是苏三娘和洪宣娇的部队，第12旅是唐正财的部队；罗大纲的师和唐正财的旅都是水兵部队。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军此时的士卒人员以广西人、广东人、湖南人、湖北人为主，因为加入时间有着先后顺序，广西籍士卒自然最为骁勇善战，广东籍士卒稍微次之，湖南籍士卒再次之，湖北籍士卒几乎都是刚加入的，还没有受训和参战，因此战斗力最低，湖南籍士卒加入时间比湖北籍士卒要长几个月，已经受过一定的训练、参加过一些实战，战斗力自然超过湖北籍士卒。为了确保太平军整体战斗力不会弱化，太平军把不同籍贯的士卒混编在一起，从而“以老带新”。比如杨秀清的嫡系部队，他刚建立了第13旅，该旅虽然是在武昌建立的，但士卒不完全是湖北籍新兵，杨秀清从第1师、第11师里抽调了一大批两广和湖南籍士卒编入第13旅充当骨干，同时把一部分湖北籍新兵补入第1师和第11师，从而保持比例均衡。


　　被定为临时天王府的原清廷湖广总督府内，尽享胜利喜悦的太平天国和太平军众多高层欢聚一堂，人人兴高采烈，个个眉飞色舞，虽然宴会无酒（杨秀清等人都在背后偷偷地喝酒），但席间各种美味佳肴管够，众高层大吃大喝、谈笑风生，一边庆祝胜利一边畅谈着长远蓝图。


　　拜上帝会自1850年秋时于广西省金田村举事起义后，至此时的1852年初，已经转战了一年几个月，从广西省的山沟里打进了广西省的省会，又杀出广西省，杀进湖南省，攻下了包括省会在内的湖南省大部分的主要城市，接着又挺进了湖北省，打进了武昌城，跋涉千里、战无不胜，不过，此时的太平天国在本质上还是一个流动性政权，没有固定和长期的根据地，眼下的武昌城也不是太平天国的立足处。洪秀全等人都心知肚明，大军很快要离开武昌城了。


　　离开武昌后，下一步去哪里呢？这个问题早有定论了：既不向北去河南，也不就地扎根立足或向南扩张从而占领和经营两湖，更不向西去川渝，而是顺江而下，向东去南京和江南。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后世有部分专家声称：太平军在攻占武昌后，应该一鼓作气、挥师北上，横穿中原，剑指北京，而不应顺江而下、夺取南京。太平军的国策战略以武昌为重大转折点，没有北上攻打北京，而是东进攻打南京，太平天国的命运也在这道分水岭后被彻底地改变了，埋下了败亡的种子。


　　夏华此时身在这个时代以及太平天国、太平军高层中，他的看法是：太平军打到武昌后，正确的做法就是顺江而下、东进南京，这也是杨秀清坚持的。由此可见，杨秀清的战略头脑、战略目光确实非常优秀。如果按照后世那些专家说的，以武昌为起点，一路北上，攻打北京，太平天国和太平军极有可能败亡得更早，因为那是一条绝路、死路。这两种国策战略说白了就是：第一，定基南京、进图天下；第二，挥师北上、攻克北京。两条路线孰优孰劣？认真研究的话，就会发现第一条才符合客观实际，第二条完全是纸上谈兵的空中楼阁。理由如下：


　　第一，攻占武昌后，太平军的军人和随军家属高达几十万，这么多人坐船顺江而下前去南京是非常方便和快捷的，并且太平军此时有着足够的船只，如果直接展开北伐，几十万人必须抛弃船舟，浩浩荡荡地走陆路，武昌和北京之间的距离是武昌和南京之间的距离的将近三倍，并且一个是一帆风顺的水路，一个是山峦叠嶂的陆路，北伐征途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第二，太平天国在攻占武昌后，虽然有一块临时立足之地，但在本质上还是一个流动性政权，太平天国没时间、没条件经营武昌当地，展开北伐这么大的战事，没有大后方根据地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财力、物力，如何进行？太平天国没有条件进行劳动生产，物资补充都是靠征集和缴获，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说白了，太平军如果直接从武昌出发，展开北伐，只能一边扫荡沿途城镇一边前进，没有一个稳固而长期的大后方，这么做的危险程度是可想而知的，非常容易被截断退路，最终陷入腹背受敌、进退维谷的绝境中。粮食、布匹、医药、武器、火药…从何而来？就靠征集和缴获吗？显然不切实际。反之，太平军不北伐，先东进，拿下南京和以南京为核心的江南地区，获得固定的根据地，合情合理，有何不妥？江南地区百业发达、经济繁华，有了这块根据地提供输血，再好好地经营发展，无论是北伐还是南征，都是游刃有余的，太平军进可攻、退可守，不再像流寇那样东奔西跑、风餐露宿、居无定所。至于河南即中原地区，此时的经济状况是十分糟糕的，不只河南，整个华北地区的经济状况都是十分糟糕的，连年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物资可供太平军通过当地时征集使用。此时，在河南境内乃至在整个华北地区已经爆发了捻军起义，捻军为什么要起义？就因为河南跟广西一样太穷了，河南老百姓跟广西老百姓一样活不下去了。太平军从穷地方广西跑到另一个穷地方河南，不饿死就谢天谢地了，还想保持着强盛的战斗力乃至攻克北京城？可能吗？中原在以前是中国最富裕的地方，但在此时已经不是了，南方更富裕。史料记载，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在武昌城为究竟是“北上去河南”还是“东进去江南”陷入举棋不定时，唐正财部下里一名河南籍老水手进言：“河南荒芜干旱、水缺土贫、粮食匮乏，实乃不毛之地，天军到了河南如何解决几十万人的粮食供应问题？并且，正因为河南是中原中心，所以河南也是四战之地，一旦到了河南，四面八方都会被清军包围，岂不是自寻死路？另外，天军绝大多数都是南方人，去北方如何适应北方的水土气候？北方清军又以骑兵为主，天军尽是步兵，在一马平川的河南平原上如何抗拒？至于江南，富足程度是河南望尘莫及的，南京既是虎踞龙盘、王气充沛的宝地，又有长江天堑拱卫，易守难攻，天国若以江南为根基，最起码能与满清南北分庭抗礼，进可攻取整个九州天下，退可掌握东南半壁江山，定都南京、定基江南才是天军万全之策。”洪秀全、杨秀清因此而下定了决心，不去河南去江南，不打北京打南京。在这个过程中，洪秀全本来还有些犹豫不决，还想去河南，定都开封，杨秀清索性“放大招”，又搞了一出“天父附身下凡”把戏，呵斥洪秀全“去河南是想要投草变妖”，逼得洪秀全同意了这项国策战略。后来，李秀成被俘后在自述书里遗憾万分地说道：“当时天王、东王误信一老舟子之言，以为豫鲁乃穷荒之地，据南可胜北，仅以林（林凤祥）李（李开芳）之偏师展开北伐，竟而几至倾覆北京，若天王、东王亲提数十万劲旅直扑中原，而今大清江山尚安在哉？”根据后世部分学者的研究，认为那个“老水手”身份十分可疑，可能是杨秀清的幕僚心腹，伪装成“河南籍老水手”跟杨秀清唱双簧，逼着洪秀全去南京，也有部分学者认为，那个老水手就是河南人，他是不希望自己老家河南被太平军荼毒祸害，所以刻意地把太平军引导去江南。综合而言，尽管杨秀清“可能玩弄了小花招”，但他坚持的“不去河南去江南，不打北京打南京”，在客观上仍然是一个正确而合理的国策战略；


　　第三，太平军在攻占武昌后，顺江而下攻占南京，不但又快捷又方便，并且难度非常小，沿途几乎没有强有力的清军，但挥师北上展开北伐，难度就大大增加了，去南京是集体坐船，去北京是集体走路，还要翻山越岭，并且，满清统治核心在北方，太平军越往北，遇到清军就会越多、越强，包括重兵集团和骑兵部队。火器不足、没有兵工厂进行充足补给的太平军在一望无垠的华北大平原上，如何对抗清军的骑兵部队？就算到了北京城下，如何攻打城高墙厚的北京城？那时候，太平天国还是一个流动政权，没有根据地，就算真的兵临北京城下，满清政府仍然有效地控制全国大部分地区，可以从全国各地调遣军队救援北京，北京城下的太平军有的只是脚下的地方，打不下北京城，必定全军覆没于北京城下，打下北京城又如何？难道满清就因为首都被太平军攻占而全国一夜之间变天？显然不可能。满清权贵大不了临时换个首都，比如承德，然后指挥全国清军对攻占北京城、只有北京城一隅之地的太平军进行合围和剿杀，太平军还是难以持久、必败无疑。所谓的北伐，是要一块一块地攻占北方所有土地，而不是就攻占北京区区一个地方。另一方面，太平军现在拥有士卒十万，但士卒家属高达三四十万，这么多人展开北伐，一路上肯定恶战连连，士卒不断地折损消耗，虽然可以沿途就地招募新兵，但哪来的时间进行训练和整顿组编呢？老兵必然越打越少，新兵也因为来不及训练而仓促上阵以至于死伤惨重，长期以往，太平军的老兵必然消耗殆尽，遇到难以攻克的坚城，怎么办？陷入粮草断绝的处境里，怎么办？


　　综上所述，太平军从武昌一路向东去江南是非常合理的，一路向北去河南则是自寻死路、自取灭亡。历史上早有先例：朱元璋先建都南京，再挥师北伐，照样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建都南京是偏安、南方军队不敌北方军队、由北向南席卷全国容易、由南向北席卷全国很难、南征比北伐更容易成功…这些说法都过于唯心，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是事在人为的；另一个例子是李自成，李自成跟此时洪秀全极度相似，都是流寇主义，不建立固定而长期的根据地，到处游击转战，不搞劳动建设，人力、财力、物力都是征集、缴获、掠夺而得，在巅峰时期，他的大顺军攻入了北京城，灭亡了明朝，但他最终成功了吗？没有，还是失败了，到嘴里的北京城也不得不吐了出来，大顺政权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灰飞烟灭了。太平天国应该学习朱元璋，而不能重蹈李自成的覆辙。跟太平天国同期的捻军起义也是教训，捻军不注重建立根据地，实行流寇主义，到处打、到处抢、到处跑，看似纵横天下无敌手，最后还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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