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四十六章 市镇的发展

　　因此通过上诉的一些叙述，大家已经可以看到，在明清之际的中国，在经济领域已经显露出一些新旧冲突变动的征兆。

　　这种从农耕经济中分离出的迥异于传统的变异，带有向工业文明演进的趋向。

　　但在重农抑商、闭关锁国政策的抑制、阻碍下，资本主义萌芽只能在农耕经济结构的细小缝隙中迂回曲折地缓慢潜流、渗透，未能形成强大的扫荡旧经济基础的革命性变化。

　　所以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飞跃相比，在处于农耕经济顶峰的康乾之际，中西国力兴衰的易位便已大体定局。

　　特别是康乾盛世时的帝王对世界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性大变动豪无认识，对外紧闭国门，对内压制打击工商业，鄙薄科学技术，厉行文化专制，严重摧残近代化因素萌芽。

　　愚昧自大、故步自封的清帝国与西方列强的力量对比迅速逆转，到英国19世纪初推行罪恶的鸦片贸易后，陷入更加深重的危机。

　　中国高度成熟的农耕文明具有极富韧性的自我整合机制，不断扭曲化解异质变革因素，修补完善自身的体制，成为桎梏近代化因素发展的巨大障碍。

　　而这又是传统农耕文明衰落，被远远甩到世界潮流之外的根本症结。

　　人口压力过大、密集性劳动模式和先进市镇被广大农村包围、牵制等诸多因素，也使中国突破工业革命的瓶颈格外艰难，尚需经过漫长的历程。

　　当然，需要说明，明清时期的社会变革，主要体现在江南地区，那可以说是当时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是最早从那个地方开始的，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那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当然，谈到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江南”这个词到底是个什么的概念、它的具体范围是哪里？

　　纵观历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历史上，“江南”一直是个不断变化、富有伸缩性的地域概念，它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区域。

　　直到秦汉时期，“江南”的含义略显明确，主要指的是今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湖南全部和江西。

　　较为明确的江南概念应当是从唐代开始的。

　　特别是贞观元年(627年)分天下为十道，江南道的范围完全处于长江以南，江南最确切的含义是指长江以南地区。

　　此后从元代开始“江南”越来越明确地转指传统的浙西、吴或三吴地区。

　　到了明代已经将苏、松、常、嘉、湖五府列为“江南”经常性的表述对象。

　　可即便是这样，也不是特别精确，所以就算是在今天，学术界对于明清时期江南的界定，也常有歧异。

　　较早对江南的含义提出讨论的是王家范，他认为最早的江南经济区(严格地说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至迟在明代已经初步形成，而且这个经济区当时是以苏、杭为中心城市构成了都会、府县城、乡镇、村市等多级层次的市场网络。

　　而刘石吉在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表示，江南是指长江以南属于江苏省的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和太仓直隶州，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地区。

　　洪焕椿、罗崙主编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书，也对江南下了一个定义：主要是指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明清时期即为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地区，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三角地区。

　　陈忠平在研究明清江南市镇时，将江南的地域范围界定为长江以南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各府。

　　日本学者对于江南的认识，基本上集中于苏、松、常、嘉、湖、太五府一州之地。

　　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江南的核心，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江南。

　　李伯重对“江南”概念曾作过一个比较科学的界定。

　　他指出，对江南的地域范围作界定，在标准上不但要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而且在人们的心目中应是一个特定的概念。

　　据此，江南的合理范围应当包括今天的苏南浙北，即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水路，所以在河流的两岸就形成了市镇并发展、繁荣。

　　江南市镇它往往位于河网平原的某一区域中心或枢纽点上，镇环四流，河流横贯镇市，商店、民居多傍水而立，因水成衢，因水成市。

　　市河内农船穿梭往来，直通镇区。

　　第三，在明代，苏松杭嘉湖地区的两大经济作物——蚕桑和草棉的种植，也对江南市镇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人口和重赋的压力，以及劳动技术、生产经验优势的推动，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种植在该地区发展迅猛。

　　而且苏松地区草棉的种植到明代迅速推广，特别在许多不宜种植粮食作物的地区（如嘉定县、青浦县和后来的南汇、川沙）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杭湖地区由于嫁接桑由采叶法改成剪株法，并育成了叶质好、产量高的拳桑，丝的质量与产量大幅度提高。

　　许多地区“乡间隙地，无不栽桑”，“尺寸之地，必树之以桑”。

　　蚕桑生产具有的技术优势，促使丝织业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丝”与“棉”闯入乡村的经济生活，从两方面推动了明清江南市镇的发展：一是四乡农民因副业比重增大，消费购买能力也相应随之提高。

　　正如明王士性所说：“浙十一郡，惟湖最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

　　唐甄在《潜书》中亦说：“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是以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此蚕之厚利也”。

　　二是使农民日益被卷进了商品经济中，对市镇的依赖大为增加。

　　他们手中的丝、棉以及加工成的绸、绢、棉布交换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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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夹河而市”是江南市镇的共同特点

　　由于江南水乡的地理环境，河道纵横，内河行船是江南交通运输的重要手段，

　　因此绝大多数市镇都是“夹河而市”在河道畅通的地方，市廛都在河道的两边与

　　跨河桥畔，形成为江南水乡市镇。吴江的同里，平望，湖州的南浔，都是著名的

　　水乡市镇。南浔在南京时立为镇，但明正德时居民还不算很多，至明末兴盛起来，

　　据明末潘尔夔《浔溪文献》载：“市廛云屯栉比，周遭四讫自东栅至西栅三里而

　　遥”。到清乾隆时这里已是：“烟火万家，商家云集。”的巨镇。明清诗文中对这

　　个水乡市镇的市容有许多的描绘，如：“南浔贾客舟中市，西寨人家水上耕。”“东

　　西水栅市声喧，小镇千家把水圆。”又如鲍珍的南浔小泊诗：“水市千家聚，商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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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结邻，长廊连蔀屋，斥堠据通津。”在江南运河沿线，自宋元以来即形成了一

　　批市镇，如丹徒、吕域、谏壁，横林、望亭、严望等等。由于交通运输的方便，

　　一些繁荣的商业巨镇，大都分布在运河沿线或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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